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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议程进展不顺，全球发展赤字加剧，其宏观背景是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这一时局呈现五大特征：一方面，经济增长不振，地缘政治持续紧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南方”影响力扩大。新的动荡变革期下，世界面临气候变化形势更加紧迫、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形势严峻、人工智能蕴藏潜在风险、公共卫生挑战仍存、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和发展不平衡加剧等六大共同挑战。这些共同挑战相互交织、叠加共振，“全球南方”首当其冲，亟须各方携手合作应对。
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正在经历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变乱交织下，呈现“动荡”与“变革”并存的态势，具有五大特征。
世界经济维持中低速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2%，系新冠疫情后首次趋稳，其中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为5.7%，为各地区最高；预计2024年和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仍将保持在3.2%左右（IMF，2024b），低于疫情前十年的平均增速。据世界银行评估，全球80%的人口所在国家经济增速慢于疫情前水平（World Bank，2024）。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减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9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低于3%的水平（IMF，2024b）；高盛预计2024-2029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为2.8%（Goldman Sachs Research，2022）。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世界经济增速减缓。一是新冠疫情不仅对全球经济产生短期冲击，还形成“疤痕效应”，导致生产力下降、投资不足、创新受抑制等（G20增长框架工作组，2023）。二是通胀高企、债务危机加剧。2023年全球通胀率有所下滑，但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仍大幅高于央行通胀目标（IMF，2024）。主要发达国家债务规模屡创新高，2021年“全球南方”国家外债存量是2000年的近5倍，外债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22.8%升至2021年的30.6%（UNCTAD，2023）。三是老龄化、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和人力资本受到冲击等人口因素是经济放缓的重要原因（World Bank，20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2030年全球劳动力增速将下滑到0.3%，明显低于新冠疫情前增速（IMF，2024a）。四是既有技术模式释放动能减弱，新一轮技术创新尚未完全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技术创新还带来“创造性破坏”效应，造成阵痛。同时，地缘政治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重要原因。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国家安全概念泛化，冲击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链供应链，割裂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抬高经济运行成本，影响企业投资意愿和全球经济前景。
冷战思维回潮。当前国际社会中存在用二元对立、非友皆敌的范式认知世界和处理 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关系，刻意渲染意识形态对立和大国竞争的现象，影响大国互信， 不利于全球战略稳定，妨碍国际合作。“零和博弈”“负和博弈”思维主张以自身所谓绝对 安全牺牲他国安全，实际上导致全球不安全。这些动向扰乱了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干扰 了全球公共品的供给，影响全球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福祉。
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当前国际热点问题凸显，地缘政治冲突的数量、强度和持续 时间都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延宕，不断外溢扩散，其他地区热点问题也此起彼伏。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冲突死亡人数和流离失所人数均达冷战结束以来最高值（UNDP，2024）。
贸易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但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益不均。一些发达国家国内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尖锐，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抬头，开展国内政策调整和利益补偿难度大，转而在国际层面推出保护主义举措。近年来，与市场准入相关的贸易关切在2015-2022年增加了4倍（WTO，2023），与货物贸易相关的贸易关切增长了9倍，创下历史新高。歧视性贸易干预措施从2019年的3122项陡增至2023年的4976项（见图1）。
安全泛化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国家安全概念存在被泛化倾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 行，少数国家推行“脱钩断链”“去风险”“友 岸外包”，破坏全球经贸关系。世界贸易组织分析，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外交政策相似国家集团内部的贸易增速较集团之间的贸易增速高4%-6%（WTO，2023）。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调整时，不得不增加对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因素的考量权重（OECD，2023），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受此影响，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额下降5%，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2%，如果除去中转经济体的影响，下降超过10%（WTO，2024；UNCTAD，20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估计，在地缘经济分裂的情景下，全球GDP损失将会达到2.3%，而非洲等地区低收入国家的损失最大，将超过4%（Aiyar et al. , 2023）。相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逆流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高度依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小型经济体将产生更大的冲击。
多边机制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冲击。近年来，在安全、贸易、基础设施投资、数字技术等领域出现一系列非开放和等级化的“小集团”，推出歧视性、排他性规则标准，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2022年以来，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二十国集团形成共识难度加大，履行宏观经济协调职能面临挑战。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停摆，争端解决功能瘫痪，全球贸易治理遭遇冲击。发达国家对多边发展机构指定用途捐款占比持续增加，进一步削弱了这些机构的自主性和专业性。数据显示，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对多边机构指定用途捐款占其多边资金的比重从2011年的30%增加到2021年的近40%。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充分反映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例如，有43个国家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股权被低估，且多为发展中国家，其中老挝、卡塔尔和中国股权被低估一半以上。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绿色、智能、健康为主要方向，技术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新能源、自动驾驶、生成式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未来生物工程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新能源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成本快速下降，进入规模化应用和部署阶段，经济性大幅提升（见图2）。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以大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和迭代升级，在特定领域甚至拥有超越人类的潜力，逐步被应用于零售、搜索、办公、游戏、 教育、金融和医疗等领域，智能化落地取得成效。生物技术正快速向实用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在医药、农业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预计到2035年合成生物学赋能应用将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三分之一以上。
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引领性技术有望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和重大挑战的解决途径。一是拉动经济增长。高盛估计（Goldman Sachs Research，2022），在人工智能得到广泛应用后的10年内，全球产出将增加7%，即提高约7万亿美元，超过印度和英国经济规模总和。麦肯锡研究院研究发现（McKinsey Research Institute，2022），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为全球经济每年额外带来2.6万亿-4.4万亿美元的增长。2030-2040年，合成生物学技术每年将为全球带来2万亿-4万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在新技术赋能下，一大批新兴产业正持续涌现，通用计算和人形机器人、工业互联网、元宇宙、金融科技、卫星互联网等领域市场发展迅速。二是为应对气候变化、健康等人类社会重大挑战提供新路径。新能源技术成本大幅下降使得发达国家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发展中国家通过积极融入全球分工合作网络走绿色工业化道路成为可能，为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行的技术路线。人工智能技术为应对医疗、养老、气候变化等重大发展挑战提供新路径、新方式。生物技术为新药研发和治疗方法创新提供机遇，基因工程技术使基因治疗、精准医学成为可能，助力应对全球健康挑战。
“全球南方”成为全球发展振兴的重要力量。按市场汇率计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比重从2000年的约17%上升至2022年的约40%。其中，作为“全球南方”重要力量的金砖国家的GDP占全球比重从2000年的8.1%上升至2022年的25.8%。按照购买力计算，预计2050年全球前四大经济体依次是中国、美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其中有3个来自“全球南方”国家（Goldman Sachs Research，202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人口比重约80%，生育率相对较高、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化，同时还是众多关键矿产的主要集中地，具有极大发展潜力。
“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一是推动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优先位置。2020-2025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除2021年由意大利担任外，其他年份均由“全球南方”国家担任，促进各方关注粮食和能源安全、公共卫生、经济金融稳定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迫切风险挑战，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合力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二是推动完善全球治理。2023年8月，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扩员后合作空间更加宽广，除工业化、基础设施、发展融资等传统发展领域外，还可在能源、货币金融、科技等重要战略领域拓展新疆界。2023年9月，“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通过《哈瓦那宣言》，呼吁全面改革国际金融架构，构建更包容、协调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全球南方”国家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等问题上加强协作、发出共同声音。三是“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能力增强（见专栏1）。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亚洲和中东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架构中扮演重要角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全球南方”国家引领的国际金融机构发展壮大，提供了新的发展资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概述了南南合作在促进发展上的 6 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帮助解放和提升生产能力。“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投资和贸易的快速增长大大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产能。二是推动基础设施发展议程的回归。基础设施对增长、竞争力、就业和减贫都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南南合作基础设施项目占比较大，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的设立，在有力弥补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不足的同时，也推动了发达国家和传统多边开发银行更加重视基础设施投入。三是促进低成本技能和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为以较低成本的方式分享知识和技能提供了机遇，“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知识和技能交流近年来也快速增多。四是分享更具相关性、更具适应性的公共政策。由于发展阶段和文化等方面的相似性，“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方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通常较大。五是提供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近年来快速增长。六是为应对共同发展挑战提供共同方案。气候变化事关很多“全球南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态环境日趋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领域。
在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面临气候变化、 能源资源安全、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等共同挑 战，深刻影响所有国家和人群。这些挑战具 有显著负外部性，如持续应对乏力、合作不足，将给世界各国带来严重冲击。
全球进入“沸腾时代”。2023年是有 记录以来的最热一年，已较工业化前的温度 上升了1.45℃（WMO，2024a）。要实现《巴 黎协定》目标，需要在2030年前将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2019年的基础上减少25%-50%（IMF，2023），但根据当前进展评估，从现在至2030年，全球排放量将增加近14%（UN，2022）。
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不畅。一是全球气候、贸易、产业政策缺乏协同。全球化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本大幅下降，但当前出现一些为增强自身产业竞争力、确保技术领先，而推行“去风险”、升级绿色保护主义措施的现象，这限制了全球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的自由流动，增加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成本，拖累全球减排进程。二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不够。发达国家未能及时兑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支持的承诺且资金优惠度不足，也未积极履行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义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困难。三是全球气候治理碎片化。气候变化合作“集团化”趋势明显，一些国家发起“气候俱乐部”，有的国家和地区出台单边对发展中国家征收碳关税的措施，破坏了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研究显示，欧盟碳边境税的实施可能直接导致非洲每年损失高达250亿美元（ACF and LSE，2024）。
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不足可能带来难以估量且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显著上升，飓风、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屡破纪录，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荒漠化加剧，带来严重经济社会后果。仅2023年一年，全球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3800亿美元（AON，2024）。2023年，18个国家超过7200万人面临严重的突发性粮食安全问题，远高于2022年受影响的12个国家、5680万人（FSIN and GNAFC，2024）。如当前局面持续，预计未来5年全球年平均温度超出工业化前水平1.5℃的可能性将高达80%（WMO，2024b），21世纪内有可能上升2.5℃-2.9℃（UNEP，2023）。世界银行（2021）评估，全 球可能出现逾2亿“气候移民”。未来，救灾、人道主义援助、大规模人口迁移以及应对健康问题将给全球带来更长期和更高昂的经济社会成本。
全球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挑战突出。一 是能源供应链稳定性不足，能源价格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较大，能源基础设施的可靠性面临威胁，能源应急呈现常态化趋势。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跌至每桶14美元，随后在2022年6月飙升至每桶133美元的峰值，此后回落至80-90美元。大宗商品整体价格波动大，平均价格预计比2015-2019年高出近40%。二是全球矿产资源的供需不平衡矛盾突出。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大幅提升了对关键矿产的需求。据估计，2040年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可能会增加400%-600%，其中锂需求量将达2020年的13-42倍，石墨将达8-25倍，钴将达 6-21倍（IEA，2021）。相比于油气等能源资源，关键矿产分布更为不均，如刚果（金）的钴产量约占全球的70%，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的锂产量占全球的近50%。三是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粮食不安全人数居高不下。目前，全世界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在遭受饥饿，近三分之一的人无法正常获得充足的食物（UN，2022）。
能源资源合作受到地缘政治干扰。疫情 和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相关供应链呈现集团化和阵营化趋势，面临“脱钩断链”风险。能源与关键矿产国际联盟、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小圈子”对相关科技和产业合作带来限制。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有所抬头， 阻碍了相关国际贸易投资的有序开展，加剧供应链风险。乌克兰危机、红海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关键通道安全风险，增加全球粮食和能源供应链不稳定性。
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问题威胁全球发 展和稳定。当前能源资源领域“脱钩断链”倾向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阻碍了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风险还将加剧冲突。2022年，燃料问题在103个国家和地区引发超过4400起抗议和骚乱事件，是2021年的近两倍；食品问题在90个国家和地区造成1391起抗议和骚乱事件，比2021年增加近50%。由于发展中国家恩格尔系数更高，粮食安全风险会直接冲击其规模庞大的中低收入家庭，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隐患。
人工智能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存在被滥用和失控的风险。2012年以来的人工智能技术滥用事件数量增加了26倍，主要涉及隐私泄露、社会欺诈、种族和性别歧视，以及伦理争议等问题（AIAAIC，2023）。被誉为人工智能“教父”的辛顿预测10年之内人工智能就可能具有独立智能，将自我复制成一个更强大的系统，如不妥善管理，将面临失控风险。2023年3月，辛顿、马斯克等全球数千名科技人士呼吁暂停对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的研发，以确保风险可控。
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有待加强。安全泛化干扰人工智能开放合作，对各国在相关技术、产品和服务等方面合作带来限制，人工智能开源模型面临被出口管制的风险。受此影响，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不足，难以有效应对其带 来的风险挑战。此外，主要大国在人工智能 全球治理的立场上存有差异。如美国更鼓励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欧盟更强调人工智能监 管和伦理规范。
人工智能治理不善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挑战。一是可能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亨利·基辛格等（2023）指出，人工智能同时具备军民两用、易于传播和潜在巨大破坏性3种特性，将极大改变战争形态，改变现有战略力量的平衡。二是可能对发展、就业产生重大影响。人工智能发展PG电子需要占用大量土地、水、能源等发展要素，可能挤占全球发展资源。短期内，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重复性脑力劳动产生潜在替代作用，带来一定结构性失业风险。三是不排除带来难以预知的伦理困境。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技术若不与人类价值观“对齐”，可能引发认知混乱、规则失效和社会失序。
后疫情时代全球卫生健康形势依然严 峻。一是冲突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和健康损失。 2023年，与冲突有关的平民死亡人数较上一 年增加了72%。冲突还导致高患病风险、长期精神卫生状况不佳等问题。二是气候风险对全球健康影响超出预期。极端高温对全球 34亿劳动力中的70%都造成了影响，每年约 2300万人遭遇工伤。极端情况下气候变化有可能逆转几十年来改善健康和福祉方面的进展。三是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严峻。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不仅威胁个人健康，还可能对经济、食品安全和发展造成严重影响，预计到2030年可能导致全球每年高达3.4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到2050年可能使约2800万人陷入贫困。四是防范和应对下一次疫情大流行能力不足。新冠疫情后各方投入意愿下降，据二十国集团财政和卫生联合任务组评估，全球每年疫情大流行防范和应对融资缺口达105亿美元。
全球卫生治理整体效能不足。地缘政治 因素削弱全球卫生治理效能，应对新冠疫情国际卫生合作力度不及埃博拉、非典等此前疫情大流行。二十国集团、世界银行等推动成立全球卫生治理和融资新机制，虽有利于扩充卫生资源，但由于协调性不够，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心协调作用有所影响。此外，慈善机构和专业机构等作用不断增强，但由于缺乏整合，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
全球卫生健康挑战可能带来更加严重后果。疫情大流行间隔期越来越短，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冲击越来越大。新冠疫情使世界经济损失2万亿美元，未来疫情大流行可能带来更大经济和社会损失（WHO，2024）。世界经济论坛（2024）预测，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将给全球医疗保健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到2050年将导致1450万人死亡，造成12.5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预计到2050年，气候变化造成的超额死亡将有50%以上发生在非洲（联合国，2023）。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安全泛化冲击。受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叠加影响，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上升，政府和企业更加重视控制安全风险，采取“再平衡”策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逻辑从追求经济效率到重视安全可靠。然而，部分国家基于地缘政治和价值观等因素，在一些领域片面突出经济安全，推行“在岸生产”“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举措，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土化、分散化。这种不开放的供应链联盟限制了联盟以外国家的参与和发展。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2013-2022 年制造业领域地缘政治立场相近国家间的投资占比从45%上升到60%。
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面临“脱钩断 链”“平行体系”风险。高新技术领域呈现阵 营化态势，保护主义势头加剧。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出现一些排他性“小圈子”“俱乐部”，限制正常科技交流和产业合作。一些发 达国家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规模的补贴，并借此限制获得补贴的企业 与特定国家合作，力图以此巩固和重塑高新技术产业链和供应链。从高技术出口、标准互认、市场进入、安全认证、投资限制、人才培育等指标看，高新技术领域“平行体系” 风险初现苗头，且有从有限尖端科技领域向主导产业扩散态势。科技和产业国际合作难度加大，降低了技术扩散和全球发展效率。
“脱钩断链”将严重影响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一是降低全球经济效率。“友岸外包”推动贸易和投资在价值观和制度相近的国家间进行，违背比较优势逻辑，扰乱贸易投资秩序，阻碍全球资源的最优配置。地缘政治立场差异较大国家间的双边贸易2023 年三季度比2022年一季度下降超过了4% （UNCTAD，2023）。二是妨碍全球绿色和数字转型。地缘经济分裂妨碍全球围绕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开展技术和产业合作，提高转型成本，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不利。如果各国仅依靠国内生产绿色产品，2030年时价格将比依靠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高出约 20%-25%（Helveston et al.，2022）；如果主要经济体均建设排他性的半导体产业链，全球芯片价格将整体上涨35%-65%（BCG and SIA，2021）。三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新兴市场国家是联通、稳定和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力量，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脱钩断链”阻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发挥重要节点作用，迫使发展中国家“选边站队”，妨碍发展中国家借助比较优势嵌入全球分工体系、降低工业化起步门槛，不利于形成新的全球合作分工体系。
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加剧。一是南北鸿沟有重新拉大趋势。1980年至新冠疫情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有所缩小。但新冠疫情后近一半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38%的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低于新冠疫情前，经历“大逆转”（World Bank，2024）。到2026年，近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预计仍将低于2019年（World Bank，2024）。2023年发达国家人类发展指数创纪录，而全部发展中国家人类发展指数均未达到预期水平，且其中半数出现倒退（UNDP，2024）。二是不同阶层、群体间发展差距扩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进入了一个财富高度集中的时期。2022年，全球基尼系数平均为0.44。世界上六成人口（约50亿）变得更加贫困（世界不平等实验室，2022）。自2020年以来新创造的42万亿美元财富中，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占据了近三分之二。
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和贫困群体支持有待加强。一是发达国家未充分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责任。发达国家普遍未能履行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0.7%的承诺。2023年官方发展援助约为2237.2亿美元，仅占发达国家国民总收入的0.37%，且大量流向地缘政治冲突国家，流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援助仅为360亿美元，较2021年下降11%（OECD，2024）。二是对发展中国家投融资不足。新冠疫情期间，七国集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2800亿美元资金，而人口远超七国集团的非洲国家获得的资助总计只有约340亿美元（联合国，2023）。约有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难以进入全球金融市场并获取融资支持，是2019年的约3倍（IMF，2023）。三是用于减贫和发展领域的资源减少。2023年，用于发展项目、技术援助等领域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较2022年下降1.5%，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领域贷款占总贷款比重从20世纪60年代的约70%降至近年的20%以下。
发展不平衡若不改善，可能累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一是妨碍经济增长。日趋严重的不平等减少人力资本积累，削弱经济发展动能。二是影响政治社会稳定。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可能带来民粹主义、政治极化和社会动荡甚至成为滋生恐怖主义和战争冲突的温床，恶化全球发展的政治社会环境。《2023-2024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收入不平等与社会不稳定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也加剧世界范围的政治极化（UNDP，2024）。
全球性挑战相互叠加放大，可能形成系统性风险。一是共同挑战整体形势严峻紧迫。如不能迅速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气温将超出临界点，危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人工智能无序发展可能产生一定负外部性，冲击安全、就业和伦理；高新技术领域“小院高墙”向“大院高墙”发展，将扰乱全球经济运行系统；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发展分化，可能引发政治社会动荡。二是合作和信任赤字加剧多重共同挑战叠加共振。地缘政治冲突、合作不足和信任赤字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导致应对气候变化不力，加剧能源、粮食和健康等领域发展挑战，带来发展失衡。发展失衡又进一步影响国际合作，形成“恶性循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非传统安全风险有可能诱发军事安全风险，加剧全球不信任、不合作。多重共同挑战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叠加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全球南方”受多重挑战影响更大。一是“全球南方”自身发展挑战大。全球贫困及能源和粮食不安全人口主要集中在“全球南方”特别是非洲国家（World Bank，2024）。二是“全球南方”受气候变化影响更大。由于生态环境、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1970年以来近1.2万起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90%以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WMO，2024）。三是“全球南方”受“脱钩断链”冲击更大。全球生产网络和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全球南方”特别是缺乏完整产业链的中小型经济体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工业化起飞等目标的重要途径（WTO，2023），安全泛化、碎片化的全球经济体系加大“全球南方”应对挑战、实现追赶的难度。四是“全球南方”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冲击更大。未来，人工智能等新一轮数字技术创新对劳动密集型岗位产生一定替代作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南北鸿沟。五是“全球南方”应对集成、复合挑战力量不足。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知识和能力建设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中议价能力有限，应对多重挑战的难度极大。
在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发展面临多重共同挑战。但人类对和平、繁荣、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决定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危机挑战孕育着合作发展的新机遇，人类正是通过不断应对各种自然风险、经济金融风险、技术风险等挑战，才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全球共同挑战需要全球合作应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全球发展倡议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加速器。各方亟须凝聚发展共识、团结合作应对，形成共赢、多赢格局，实现共同和可持续的全球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摘编自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组织编写的《全球发展报告2024—动荡变革的世界：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第二章《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的世界》，该报告已由中国发展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执笔人：张友谊、周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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