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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〇年春，热衷于社会活动、积极参与宪法修正案的原天津《益世报》主笔罗隆基被聘为西南联大教授，仅仅两年后，他却遭到解聘。对于这一事件，以往的研究少有涉及。作者在整理傅斯年与郑天挺书信时，发现有一函详细讨论了此事。从中可见出罗隆基被聘的缘由和傅斯年、钱端升等的人事纠葛；而解聘的真正原因，则可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的记载中看出端倪。区区一个解聘事件，亦有当时复杂社会政治的投影。

　　林-曼努尔·米兰达创作的《汉密尔顿》是历史上现象级的音乐剧之一。刚刚过去的2025年，是其上演十周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关于历史人物的文艺作品有无数，是什么让21世纪的美国和全球观众为一部关于两百年前历史人物的音乐剧疯狂？左亦鲁独辟蹊径地指出：《汉密尔顿》的成功不在于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只是形式，而实质在于当下西方以身份政治为代表的“新政治”。

　　借评述2021年修订出版的《德国：一个国家的全球史》一书，李雪涛的文章试图探讨如何在坚持国家历史叙事的同时，以全球史的视野和方法来写作历史。他认为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写作实验”，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将国家史叙事带入一个更加开放、复杂、相对主义的解释框架中，并在这一框架内测试传统史学叙述的边界，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国家与世界、自我与他者、历史与现在的复杂关系。

　　在主持弥撒时经历了一场“令人惊异的转变”之后，阿奎那宣称：“我不能再写了。与我所见的相比，我写下的一切有如草芥。”他的巨著《神学大全》因此成了断篇。阿奎那把自己的心血之作称为“草芥”，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依然是个谜题。本文深入《神学大全》的写作背景、独特的写作形式及其对人的本质和终极幸福的解释，探索这一谜题与这部巨著的核心关切所在。

　　西方悲剧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悲惨遭遇背后隐藏的人性奥秘和深刻哲理，凸显出“主体性”这一根本问题。作为对悲剧现象的系统反思，西方悲剧思想史与主体性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席勒、黑格尔和尼采等人的悲剧思想莫不如此。尤其是尼采，他将主体性的根基由理性、认识和真理转向生命、欲望和美，以一种否定的方式确立了更高层次的主体性意识，展示出悲剧式“有限主体性”对于重新思考现代性危机以及人类自身问题的价值。

　　文学革命以胡适一九一七年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始，意在提倡新文学，以白话替代文言文。今天的文学革命研究，已广泛涉及这场运动的方方面面，但大都着重于文学PG电子革命对当时思想、社会、政治的影响，对白话取代文言这个划时代的巨变本身，却未有足够的认知。本文例举“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胡适的言说，重访文学革命，以期更深切地认识当时白话文运动的多重面相与转折，并重估语言文字变革对人们的思想生活及文明赓续的重大意义。

　　一方面，人们经常批评各大平台依据算法和人工智能操控市场，平台已经日益成为“数字利维坦”；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人对上海疫情期间的平台失灵及二〇二四年春运期间严格禁止网约车在浦东机场区域揽客运营记忆犹新。那么在中国，平台在市场化进程中究竟处于什PG电子么样的地位？本文抛弃单纯的批判思维，立足现实，客观地看待平台的处境，对未来中国平台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A股在流动性宽松、政策支持及外资流入等因素推动下，上证综指突破4000点，一些机构纷纷给出预测，认为赢利周期上行和资金面改善将支撑市场延续上行趋势，太多股民想知道接下来涨势到底如何。全球贸易中，特朗普时而措不及防地调高关税，时而又在推特上兴致勃勃地宣布‌已与中国达成了矿产、农产品、能源贸易的重要共识，中美贸易乃至全球化还将持续吗？普通人都寄希望于专业人士给出权威的答案。作为资深经济学家，作者却从关于经济学的笑话讲起，深入浅出地解释了经济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便对“经济学有什么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当下，AI迅猛发展，在诸多领域受到推崇，再次将一个恒久的理论命题置于人们面前：怎样跨越技术突破带来的“陷阱”，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本文作者以《技术陷阱》一书为线索，通过与历史上的数次技术革命比较，分析了AI可能造成的“技术陷阱”：进一步取代普通劳动者，难以创造就业“增量”；重构中产阶级；挤压人类价值和意义属性的空间，引发“意义危机”。基于此，作者提出了规避“技术陷阱”的具体措施，关键在于面对AI冲击，要为人类智慧的迸发保留一份“自留地”，对处于劣势的群体提供补偿和支持。

　　麦金德曾提出过以陆权为中心的地缘战略三段论：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世界。马汉则认为“争夺海上主导权主宰国家命运”。随着人工智能、外太空探测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当下的地缘政治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政治学者布鲁诺·玛萨艾斯即以俄乌战争、中美战略竞争等为例，预见地缘政治的竞争模式将从自然世界向人造世界的迁移，这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秩序的演变。不过，玛萨艾斯所描绘的未来地缘政治图景无疑是人性悲观论和西方式冷战思维的投射，忽视了各方的能动性和不同行为体深度依赖合作、新兴世界规则变化的可能性。